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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疫情之下,新自由主义的“洗脑包”会破灭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一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美国的舆论界开始议论疫情对世界的影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与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多西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抗击新冠病毒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并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这次疫情,从而有可能在疫情后失去超级大国的资格,如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英国。另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尔曼在“中国发展论坛”的网络会上说,政府干预力度过小带来的风险远大于过度干预。

这些“反主流”的观点若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大概不会出现,或不会被主流媒体及主流舆论所接受。这些观点彻底颠覆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而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经典,似乎谁也不能更改。

很长时间以来,新自由主义也给我们洗了脑。我们也曾以为,政府就应该全面退出市场。只有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国家真是彻头彻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果不干预市场,那场危机大概早就让美国、欧洲和日本那些发达国家倒退回去一百年了。

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市场,动用了大量政府的财政,也就是公共舆论常说的“纳税者的钱”去救那些金融机构,而那些金融机构又基本上是私人企业,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什么真正的投资。也就是说,政府拿了穷人的钱去救了富人闯的祸,而某些富人甚至用这些“救急基金”发了一笔横财。因此,经过了十年多的发展,以股市水平衡量的经济恢复得不错,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很有限。美国制造业与工业的就业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才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学着搞了“占领……”的运动。那些参加抗议运动的民众发明了“我们是99%”的说法,认为只有1%的金融从业人员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金融自由化中受益,剩下的99%的民众都是受害者。

“占领华尔街”运动支持者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两周年纪念游行(图片来源:新华网)

反观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确让人刮目相看。2008年时,中国只有北京到天津的一条高铁,100多公里。依靠刺激经济计划,我们大幅提升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速度。最后,我们建成了3.5万公里长的高铁线路,不仅成为运营速度最快,运营里程最长,旅行舒适度最好的高铁,且高铁的里程超过全球其他地方高铁线路之和的两倍还多。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些年来使中国成为高速公路最长的国家,全国公路网最长的国家,“村村通”与“新农村建设”使中国的农村面貌大变样,而对通信设备的投资使中国以4G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这才有了中国在电子支付、共享单车等新经济形式方面的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快,且质量好。经济规模三连跳,陆续超过了排在中国前面的德国与日本,并在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超过了美国。即使从生活的方便程度与舒适程度看,中国的发展也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使那些来自欧美的青年人们到中国生活过一段后,变得恋恋不舍。他们羡慕中国的高铁,羡慕中国的电子支付,羡慕没有时间限制、到处都有的网上商店、送餐到家,等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有关,但背后支撑的那些基础:高铁、移动互联网基础、高速公路,等等都是由政府牵头的公共投资带动的。若仅凭市场为导向,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实现。

由政府投资统筹推动的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中国经济近些年的发展也不是一片光明,也有一些弱点和问题。比如,刺激经济计划的钱也有些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然后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前来,造成了中国房地产的某种泡沫。幸好,我们的决策者不是彻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动用了大量行政手段,才遏制住了房地产泡沫继续上涨的趋势,没让房地产市场彻底失控。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与政府的干预及调控市场的作用分不开,但政府的决定也并非代替了市场作用。市场在分配资源中仍然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市场上的竞争还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只是,我们没有完全迷信市场,因为市场是无法自动校正某些行为的,市场甚至与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正像前不久纽约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一样,市场上的泡沫与恐慌是周期性的,如果仅相信市场,就躲不过去危机。而且危机后的复苏要花费很长时间。

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在干预市场,但只是为了挽救金融市场,而不是救助经济。金融市场只是为经济提供给养的,它的崩溃、断了金融给养会把经济引向萧条。但当经济已经不振时,只救助金融市场是无法让经济走出萎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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